王安期作东海郡守，世乱，令曰：夜不得私行。吏系得一夜行人。王问：“何处来？”云：“自师家受业还，不觉日晚。”吏曰：“鞭乎？”王曰：“鞭挞书生以立威名，恐非致治之本。”释之，并令吏护送其归家。
再好的设想，执行力才是关键。坐言而起行，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。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，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，开始编写，每成一篇，便在楼内传阅起来。
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，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，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。
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，但凡理论，怎么可能没有立场、不置臧否。如果没有立场，混淆了是非，话说再多都是废话。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，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，法可权变，令从简约，面对不同的情况，有不同的治理方法。
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，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，法令对不对？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，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？
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，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：书生奉师从礼，漏夜私行违禁。礼令相冲，孰为轻重？吾从于礼。
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，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，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。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，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，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当礼法出现冲突时，孰轻孰重？更该依从于哪一个？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，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。
这样一来，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，不再是当面对“书生”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。
好的引导，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，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。唾手可得的东西，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，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，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。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，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，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，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，便也不懂得尊重。
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，王述便坐在他旁边，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，便说道：“驸马笔调，近似循吏。”
循吏这一个词，虽然带了一个“吏”，但重点还是“循”，是一个美称。司马迁《史记》有“循吏列传”，多记载当时名臣，后世援之。
沈哲子闻言后便笑了笑，将两份文篇摆在王述面前，笑语问道：“那么蓝田侯认为，这两种笔法，何者为优？”
王述听到这话后，不免愣了一愣，略作沉吟后才回答道：“为家而计当择驸马，为父而计应取于前。只是依我来看，此事本不足述。”
听到王述的回答，沈哲子便哈哈一笑，将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递给旁人传阅，而原本那一篇则扫入了废纸堆中。
“蓝田侯真有洞见，我要助你居显。非为示恩，只是阁下更能胜任而已。”
前一篇重点在于人，将王承描述为一个通达简约的名士。而沈哲子这一篇则由人退回了事，虽然是同一件事，但因为理由不同，王承便成为了一位良臣。王述所言不足述，则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士族滥用权力的一个证明。
单单这个回答就能看得出王述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，不从于俗的人。当然这并不能意味着王述就能一定为他所用，但沈哲子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打压异己，终究还是希望能够对世道有益。
王述在听到沈哲子这话后，精神也是一振。他只是不好议论而已，又不是真的痴愚。而且他家本就是中朝旧望，反而并不需要像谢尚有那么深的门户之见。只要能有一个机会活跃在时局，便能获得一个长望打算的基础。
“驸马任于赏鉴，所论或是公计。但若得善助，述仍要敬拜答谢！门窄庭闲，少人关顾，虽有不惧冗旅之念，但却殊少自谋之才。”
王述言辞恳切说道，他连中兵属这样的卑职都要担任，人生可谓将到谷底，所以任何一份提携于他而言都是珍贵。
“言既有出，必有回响，蓝田侯且静待佳音。”
沈哲子又笑着说道，他就算有提携王述的想法，也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和一个合适的位置。
正在这时候，楼下有家人匆匆行上来，将一份折叠起来的便笺呈送上来。
沈哲子展开这便笺略一浏览，当即便是会心一笑，这便笺上内容是：恭呈米千斛、钱六万，共作盛举，以资耗用。
在这个年代，修书是一件很耗钱粮的事情。一方面咨询太少，搜罗不易。另一方面笔墨纸砚在时下也是价格非常高昂的奢侈文具用品，等闲人家消耗不起。也正因此，甚至不乏有类似陈寿借修史而勒索人的传闻。这种事真假且不论，从另一个侧面而言，也反映了修书的消耗。
要编成这样一本《世说新语》，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够的。这当中消耗的纸笔之类且不论，单单大量人成天聚在沈园总要管饭，酒水饭菜的供应就不是一个小数额。
不过这些消耗对沈哲子而言都是小事，不值一提。他也没有想过要借这种文化盛事来牟利，但钱财还是很快送上门来。
何人会来送礼，不问可知。因为不以良史自居，所以这本未成型的《世说新语》笔法上可操作的空间更大。谁不想自家的祖宗形象被描写的更鲜活通达一些，有这样的投献也属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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