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至，在某些会议上，夏鼐先生听到有人提及“中国学派”就开始发飙了。
因为苏秉琦先生代表的是“中国学派”，那他代表是什么？
他研究的就不是中国考古学了吗？
不过这部分的争议，是八十年代以后，还没发生的事情，现在肯定不合适跟同学们讲述。
那么把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，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这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了。
不过他既然提及史语所，提及殷墟发掘，大家自然就对史语所有所好奇。
“史语所不是民国考古行业最高的学术机构吗？怎么都没有见到史语所的学者编着或者翻译考古相关着作啊？”有同学问道。
苏亦摇头，“相关着作肯定有，比如史语所的发掘报告就不少。但是教材方面却不多，这个跟史语所的情况有关系。当时，史语所考古组的野外工作任务繁重，人手有限。考古组20来号人，主要干活的就是李济、梁思永、吴金鼎等有限的几人，能干活的不多，更不要说编着教材了。”
“此外，领导人傅斯年的喜好有关系，他喜欢深而精的专论，而不喜欢这种通论，更不喜欢这种基础教材，类似于科普读物的东西。甚至，想要在史语所混得好，就必须要有海外留学背景，像李济、梁思永、周一良这些先生在傅斯年看来都是顶尖人才。王世襄这样燕大毕业的研究生，一开始傅斯年认为他不配到史语所工作，后来王世襄被留下也只是做一些跑腿联系的工作，而不是学术研究。”
显然，学历鄙视，从民国就开始了，外国的月亮就是圆，就连傅斯年这样的人，也不能免俗。
当然，这也很符合傅斯年的性格。
要不是他这种精英倾向，也不会一条道走到黑，最终远走对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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